摘要：《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确立的离婚家务补偿制度，通过立法形式肯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为婚姻中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提供了权利救济路径。然而，受限于家务劳动的无形性、传统观念的影响及法律规则的模糊性，司法实践中该制度面临“负担较多义务”认定标准不统一、补偿数额酌定缺乏量化依据、举证困难等现实困境。本文以典型案例为镜鉴，结合司法裁判逻辑与律师实务需求，系统探讨离婚家务补偿的核心争议和成因，对证据收集，诉讼策略、谈判策略提出可行性建议，推动制度从“纸面”走向“现实”，实现婚姻家庭中的实质公平。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务劳动作为维系家庭运转的核心支撑，其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长期被法律体系隐性化处理。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施行，其第1088条以“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请求权”为制度内核，突破性地删除了原《婚姻法》第40条“夫妻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的适用限制，将家务补偿请求权扩展至所有夫妻财产制类型，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系统性确认。然而，制度落地三年有余，司法实践中该条款的适用率仍显著偏低，裁判标准差异较大，律师实务中亦面临举证困难、价值评估无据等现实挑战。本文拟从规范解读出发，结合司法实践样态，探讨离婚家务补偿的适用逻辑与律师代理策略，以期为制度完善与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离婚家务补偿制度的规范基础与价值内核
（一）立法演进：从“有限承认”到“全面覆盖”
我国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法律确认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原《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该条款将家务补偿请求权严格限定于“分别财产制”夫妻，导致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狭窄——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全国法院当年审结的离婚案件中，适用原《婚姻法》第40条的案件不足离婚案件总数的0.5%。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绝大多数夫妻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本就属于少数情形，叠加“付出较多义务”的举证难度，该条款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民法典》第1088条对此作出重大修改，删除“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前提条件，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这一调整将家务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夫妻财产制类型，实现了从“有限承认”到“全面覆盖”的立法突破，本质上是对家务劳动“隐性贡献”的显性化确认，契合《民法典》第1043条“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价值导向，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修订）第67条“保障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财产权益”的立法宗旨相呼应。
（二）构成要件：权利行使的规范边界
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离婚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构成需满足以下要件：
其一，时间要件为“离婚时”。即请求权需在离婚诉讼中提出，若婚姻关系未解除或已解除（协议离婚后未明确放弃补偿请求权的除外），则无法单独主张。此规定与离婚财产分割的整体性处理逻辑一致，旨在避免权利主张碎片化。
其二，行为要件为“负担较多义务”。具体表现为“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其中，“等”字为兜底性规定，可涵盖日常家务（如洗衣、做饭、打扫）、家庭事务管理（如缴纳费用、协调亲属关系）等其他对家庭整体利益有贡献的行为。需注意的是，“较多义务”需达到“显著超出一般家庭分工”的程度，若夫妻双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基本均衡，则不符合该要件。
其三，主体要件为“夫妻一方”。无论性别、职业，只要一方因家务劳动投入导致自身发展机会受限、经济能力减损，即可成为请求权主体。实践中，因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影响，主张补偿的主体仍以女性为多，但男性亦可基于照料子女、协助配偶创业等事实提出请求。
其四，法律效果为“给予补偿”。补偿的具体数额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该规定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又为司法介入提供了空间，体现了“私权自治”与“公权适度干预”的平衡。
二、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与裁判逻辑
（一）司法实践的样态分析
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涉及《民法典》第1088条的离婚纠纷判决书（排除调解结案及重复案例），共获取有效样本127份。统计显示：
1.适用率仍处低位：127份样本仅占同期全国离婚案件总数的0.12%，与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存在显著差距。
2.支持率差异较大：127份样本中，法院支持全部或部分补偿请求的案件68件（支持率53.5%），驳回59件（驳回率46.5%）。支持案件中，补偿金额最低为5000元（北京某案），最高为20万元（上海某案），中位数为3万元，与家务劳动的实际投入存在明显落差。
3.裁判标准不统一：对于“负担较多义务”的认定，部分法院仅依据当事人陈述（如“长期负责子女接送”）即予认可，部分法院则要求提供具体证据（如子女教育支出凭证、老人医疗护理记录）；对于补偿数额的计算，有的采用“酌定法”（直接根据婚姻存续时间、家庭经济状况确定），有的尝试“替代成本法”（参照家政服务市场价格计算），但后者仅占支持案件的18%。
（二）核心争议点与成因
1.举证难：家务劳动的无形性与证据规则的冲突 家务劳动具有“日常性、持续性、无形性”特征，其价值往往通过家庭整体利益的维持间接体现，难以通过传统证据形式（如合同、票据）直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主张家务补偿的一方需就“负担较多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实践中，当事人常因缺乏证据意识（如未保存家务劳动记录）、证据形式单一（仅有证人证言）或证据关联性不足（如仅能证明“偶尔做饭”而非“长期承担主要家务”），导致举证不能。例如，某案中原告主张“全职照顾家庭十年”，但仅提供了3张超市购物小票和2份邻居证言，法院以“无法证明家务劳动的持续性与主要性”为由驳回请求。 2.价值评估难：经济属性与情感属性的交织 家务劳动兼具经济价值（如替代家政服务的市场成本）与情感价值（如子女成长中的陪伴、老人精神慰藉），二者难以用单一标准量化。现行法律未规定具体评估方法，导致法院在裁判时陷入“既要体现公平，又无据可依”的困境。部分法官倾向于保守裁判，仅根据婚姻存续时间（如每年补偿5000元）或家庭收入水平（如补偿对方年收入的10%）酌定数额，难以反映家务劳动的实际贡献。 3.传统观念影响：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知偏差 尽管《民法典》已明确家务劳动的法律价值，但部分裁判者仍受“家务劳动是家庭内部事务，不应以金钱衡量”的传统观念影响，对补偿请求持审慎态度。例如，某案中被告抗辩“原告照顾家庭是应尽义务，不应额外要求补偿”，法院虽未采纳该抗辩，但在判决书中强调“家务劳动的伦理属性高于经济属性”，最终仅支持原告诉求的30%。 三、律师实务的应对策略与操作指引 （一）证据收集：构建“多维度、持续性”的证明体系 律师代理家务补偿案件时，需重点围绕“负担较多义务”的要件，指导当事人收集以下证据： 1.日常家务劳动的证据：包括家庭开支记录（如买菜、水电费支付凭证）、家政服务合同（证明因家务劳动减少的外部支出）、家庭成员（如子女、老人）的证人证言【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67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要求】、手机备忘录或社交软件聊天记录（如记录每日家务安排的微信聊天）。 2.子女抚养的证据：包括子女出生证明、疫苗接种记录、学校家长会签到表、课外辅导班缴费凭证、与教师沟通的聊天记录（证明参与子女教育）、子女病历（证明承担医疗照料义务）等。 3.照料老人的证据：包括老人的医疗诊断书、住院费用清单、护理协议（证明替代子女承担护理义务）、与老人同住的社区证明（证明日常照料）等。 4.协助配偶工作的证据：包括参与配偶工作的聊天记录（如协助整理资料、联系客户）、共同经营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参与经营管理）、配偶收入增长的时间线（证明家务劳动为其事业发展提供支持）等。 需注意的是，证据需体现“持续性”与“主要性”。例如，仅提供一个月的家务记录不足以证明“长期负担较多义务”，需结合数年的连续记录或多人次的证人证言强化证明力。 （二）诉讼策略：兼顾“法律说理”与“价值论证” 在庭审中，律师需从以下维度展开论证： 1.规范层面：援引《民法典》第1088条，明确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法定性；结合《民法典》第1058条“夫妻共同承担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规定，说明若一方承担了超出“共同义务”的部分，另一方理应补偿。 2.事实层面：通过时间线梳理（如“2015年至2023年，原告每日6点起床准备全家早餐，接送子女上学，晚间辅导作业至22点”）、对比分析（如“被告每月工作出差20天，原告全年无休承担全部家务”）等方式，直观呈现“负担较多义务”的具体表现。 3.价值层面：强调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因投入家务劳动，原告可能放弃了职业晋升、继续教育等发展机会，导致离婚后经济能力弱于被告；同时，结合《妇女权益保障法》第67条“保障妇女财产权益”的规定，若原告为女性，可进一步论证补偿对实质公平的意义。 （三）谈判技巧：促成“协议补偿”的实务路径 鉴于法院判决的补偿数额普遍偏低（如前所述中位数仅3万元），律师可优先推动双方通过协议确定补偿方案。谈判中需注意： 1.明确谈判底线：基于证据材料计算家务劳动的“替代成本”（如参照当地家政服务市场价格，计算每日家务劳动的市场价值×婚姻存续天数）与“机会成本”（如原告婚前与婚后的收入差额×剩余职业年限），确定合理的补偿区间。 2.强调情感因素：家务劳动中蕴含的情感投入（如子女的依恋、老人的依赖）无法用金钱完全衡量，但可作为谈判的“软性筹码”，促使对方从情感层面认可补偿的必要性。 3.绑定其他财产分割：将家务补偿与房产、存款等财产分割方案结合，例如“若被告同意补偿10万元，原告可放弃对某套房产的主张”，通过利益交换提高协议达成率。 结语
离婚家务补偿制度是婚姻家庭立法对“家”价值的深度回应，其有效实施既需要法律规范的完善，也依赖司法实践的精准适用，更离不开律师实务的积极推动。未来，随着社会对家务劳动价值认知的深化、证据规则的优化以及评估机制的健全，该制度必将在维护婚姻公平、促进家庭和谐中发挥更大作用。律师作为法律实践的重要参与者，需以更专业的证据收集、更精准的法律论证、更灵活的谈判策略，助力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推动制度从“纸面”走向“现实”。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2] 王利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度创新与实践发展[J].中国法学, 2021(03): 2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