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六件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这不仅是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的又一次强力宣示，更是为金融从业人员与相关机构划下清晰红线的“活教材”。在金融安全被置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的今天，这批案例传递出远超个案本身的深刻信号，亟待金融行业与法律实务界共同审视。
六大案件覆盖金融核心领域本次发布的六个典型案例，精准覆盖了从金融监管到市场机构、从传统业务到新兴模式的多个关键环节，凸显了“零容忍”态度覆盖的广度。
动向剖析：三大监管与司法趋势
透过这些触目惊心的案情与顶格判决，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当前惩治金融腐败的焦点与趋势。
01趋势一：惩治力度空前，“终身监禁”彰显“从严”决心
本次案例最强烈的信号莫过于“依法从严惩处”。刘某、吴某两案涉案金额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尽管被告人存在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但司法机关并未降格处理，均适用了“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极为严厉的刑罚。这彻底打破了“退赃即可轻判”的幻想，明确了在危害金融安全的特大腐败案件中，惩治力度将是空前的。
02趋势二：穿透“隐形衣”，新型腐败无处遁形
当前，金融腐败手法日益隐蔽，企图披上市场化、合法化的外衣。本次案例精准回应了这一挑战。无论是黄某案中“前期办事、离职收钱”的政商“旋转门”，还是李某、徐某案中“空股合作、利润分成”的“合作经营”型受贿，都被司法机关精准“穿透”。司法机关明确指出，判断是否构成受贿，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权钱交易”本质，而非外在形式。这意味着任何试图通过复杂交易结构、远期利益输送来掩盖贿赂的行为，风险都急剧增加。
03趋势三：监管闭环形成，“在职与退休”、“机构与监管”全覆盖
案例体现了全覆盖、无死角的治理思路。从领域看，覆盖了金融监管、银行、信托等多领域；从行为看，涵盖了受贿、挪用、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票证等多罪名；从时间看，刘某案明确宣告，退休不是“安全港”，利用原职权影响力受贿同样严惩。这形成了对金融职务犯罪的全链条打击闭环。
风控启示：对金融机构与从业人员的实务建议
“两高”发布典型案例，目的不仅是惩处已发生的犯罪，更是要“充分发挥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推动前端治理。
01对金融机构而言：
强化“关键少数”监督：案例显示，行长、部门总等“关键少数”是风险高发点。机构须建立更严格的决策监督制衡机制，对重大授信、审批业务实行穿透式审计。 聚焦新型风险排查：应重新审视员工，特别是高管离职后的任职去向、对外投资情况，排查是否存在“旋转门”利益输送嫌疑；对于员工参与“合作经营”，需建立严格的申报与审查制度。 完善内部举报与合规文化：建立畅通、保密的内部举报渠道，并将反腐败合规培训常态化，确保员工清晰认识新型腐败行为的法律边界。 02对金融从业人员而言：
摒弃侥幸心理，严守职业底线：必须清醒认识到，司法打击的力度和精准度已空前提升。对任何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安排，无论设计多么复杂、时间跨度多长，都应保持高度警惕，坚守廉洁底线。 正确理解“认罪认罚”：刘某、吴某案表明，在情节特别严重的金融腐败犯罪中，认罪认罚、退赃并不必然免除最严厉的刑罚。预防远胜于事后补救。 审慎处理离职后行为：计划离职或已离职的人员，需特别注意与在原单位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避免落入“利用影响力受贿”的陷阱。 本次“两高”典型案例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金融反腐败斗争进入了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新阶段。它不仅仅是一份判决清单，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风险预警和合规指引。在金融强监管的时代背景下，唯有主动将司法案例的警示转化为内部风控的铜墙铁壁，机构和从业人员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共同守护金融血脉的健康与安全。
一、刘某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依法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 【基本案情】 1998年至2015年，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某金融监管单位助理巡视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河南某公司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和控股某村镇银行、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5亿余元，造成某村镇银行巨额贷款无法收回。 2015年下半年至2021年，被告人刘某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贷款、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700万余元。 【办理情况】 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虽然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退赃，大部分赃款已退缴，自愿认罪认罚，但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且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并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等情节，应依法从严惩处。以受贿罪判处刘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宣判后，刘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刘某的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的典型案例。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是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不仅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损害群众“钱袋子”安全，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国家金融安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国家工作人员，负有依法监管金融业务、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责，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5亿余元，违法行使职权为他人谋利，造成巨额贷款无法收回，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司法机关对刘某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彰显了依法从严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的鲜明立场。 二、吴某受贿、挪用公款、 违法发放贷款、 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 ——依法惩处商业银行领域腐败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系某国有出资银行行长。2016年，吴某伙同某公司总经理何某商定，利用吴某职务上的便利，向某公司发放5亿元保证贷款，并以交易方式给予吴某好处。2017年3月，经吴某审批，某国有出资银行向某公司发放贷款5亿元，年利率8%。该笔贷款发放后，某公司经测算认为该项目利润较高，遂通过何某向吴某提出，除支付正常利息外，额外给付吴某贷款年利率9.5%的固定回报。吴某表示同意，并与何某约定，两人获取该款后平分。之后，某公司按约定先后三次将年利率9.5%的利息共计1.42亿余元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转入吴某、何某提供的公司账户。 另查明，被告人吴某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授信审批、贷款发放、出具履约保函、企业融资等事项上谋取利益，还收受他人贿赂1.32亿余元。2015年至2017年，吴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5.08亿余元归个人使用，或出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2011年至2018年，吴某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5.01亿余元，造成损失3026万余元。2015年至2017年，吴某违反规定，伙同他人由某银行出具保函，承诺对相关公司3亿元贷款的本息承担补足义务。 【办理情况】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某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出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身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违反规定，伙同他人出具其他保函，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以受贿罪判处吴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宣判后，吴某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吴某的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商业银行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商业银行行长作为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决策者，承担着经营管理、授信审批、贷款发放、风险防控等重要职责，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关键少数”，以公谋私、违法犯罪，不仅导致银行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失，还严重破坏金融市场和行业生态。本案中，吴某利用担任银行行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公司发放5亿元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以收取虚假咨询服务费的方式获得固定回报，其实质是吴某利用职权给某公司发放贷款获取的对价，是金融领域典型的权力寻租，符合权钱交易本质。司法机关对吴某依法惩处，彰显了严惩银行领域腐败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的坚定决心。 三、黄某受贿案 ——依法惩处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黄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进入某国有商业银行特定客户名单等事项提供帮助。黄某与黄某森约定，由黄某森先以“安家费”名义给予黄某部分费用，待黄某离职进入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后，再以“薪酬”名义继续给予钱款。 2018年3月，被告人黄某收受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以“安家费”名义给予的3000万元后，从某国有商业银行辞职，并于2018年8月13日与该公司下属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500万元/年，奖金500万元/年。截至2022年3月13日，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以“安家费”“奖金”“工资”等名义给予黄某财物共计4268万余元，另有“薪酬”1011万余元未支付。 此外，黄某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33万余元。 【办理情况】 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某犯受贿罪，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在某国有商业银行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黄某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退缴全部赃款，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宣判后，黄某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的典型案例。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往往涉及任职期间谋利、离职后“领薪”等诸多环节，甚至还可能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企业高管”等合法外衣，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本案中，黄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离职后到请托人实际控制公司工作，非法收受财物，实系权钱交易。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判处刑罚，明确划出法律红线，净化了金融市场生态，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四、李某、徐某受贿案 ——依法惩处“合作经营”型受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0年，被告人李某利用担任某国有信托公司南京、苏州业务部门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被告人徐某利用担任某国有信托公司业务部门经理职务上的便利，将某国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由苏州某公司承销，并安排信托计划融资方与苏州某公司签订委托销售协议，为该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2018年至2022年，李某、徐某经与苏州某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某共谋，在不实际出资情况下，通过与沈某合伙经营公司分配公司利润的方式，非法收受沈某给予的财物。其中，李某收受财物共计1435万余元，80万元尚未实际取得；徐某收受财物共计1431万余元。 【办理情况】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徐某犯受贿罪，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受贿罪，且系共同犯罪。鉴于李某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李某、徐某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受贿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判处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宣判后，李某、徐某提出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合作经营”型受贿犯罪的典型案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涉及投资者众多、投资金额大、资金管理要求高，严格规范落实行业监管规定，才能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被告人李某、徐某作为国有信托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将信托计划交由非金融机构的第三方公司承销，安排第三方与信托计划融资方签订委托销售合同，提高了融资成本，增加了金融风险，破坏了金融秩序。李某、徐某以“合作经营”为名收受财物，设置重重“防火墙”，进行权钱交易，应依法惩处。司法机关对李某、徐某依法判处刑罚，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信托行业腐败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彰显了依法严惩金融领域受贿犯罪的坚定决心。 五、王某挪用公款、受贿、行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违法发放贷款案 ——依法惩处 以虚假理财手段挪用公款犯罪 【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至2019年12月，被告人王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参股银行支行副行长、行长职务上的便利，分别伙同李某、高某、谢某等人，在为客户办理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等业务过程中，向某科技公司等22家单位出具虚假的理财协议、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将上述单位本应存入某银行的理财资金、定期存款直接或通过王某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账户，挪用给北京某公司等单位进行营利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案发时，尚有本息合计17.7亿余元未退还。 另查明，王某在挪用公款过程中，为顺利获得出资单位资金，向国有公司人员邸某行贿1600万余元，向非国有公司人员高某行贿5300万余元、陈某行贿130万余元。王某将挪出的公款交由北京某公司用于营利活动并收取高额利息，另收取该公司负责人李某给予的好处费8200万余元。后期因部分公款无法归还，王某伙同上级分行负责人员违法发放银行贷款8.1亿余元，并将上述贷款用于填补挪用公款形成的资金缺口。 【办理情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且未退还，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工作人员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身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王某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行贿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对其所犯受贿罪、行贿罪从轻处罚。王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对其所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从轻处罚。以挪用公款罪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五十八万元。宣判后，王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以虚假理财手段挪用公款犯罪的典型案例。银行工作人员以虚假理财手段挪用公款，不仅直接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缺口，影响资金流动性与信贷投放能力，还破坏金融机构公信力、削弱金融监管有效性，危害金融安全。本案中，王某作为国有参股银行支行副行长、行长，通过在虚假理财协议上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方式，截留理财资金并挪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其还实施受贿、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违法发放贷款等犯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司法机关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有力维护了金融安全。 六、曾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 ——依法惩处信托领域职务犯罪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曾某利用担任某国有控股信托公司创新并购二部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明知某集团及关联公司不符合贷款资格条件，受该信托公司创新并购中心总经理李某（另案审理中）指使，违反国家规定，隐瞒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巨额民间债务、公司资产负债表虚增资产等问题，将贷款资料呈报某信托公司总部，促成发放贷款共计23亿余元，造成该信托公司巨额经济损失。曾某收取请托人给予的好处费1790万余元。 【办理情况】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曾某犯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曾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曾某在违法发放贷款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受贿犯罪所得已大部分追缴到案，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九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宣判后，曾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信托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信托领域职务犯罪直接危害信托资金安全，不仅给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带来重大损失，而且可能引发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危害整体金融稳定。本案中，被告人曾某身为贷款审批审查人员，明知相关单位不符合贷款条件，仍违规签批上报材料并促成贷款发放，造成信托公司巨额经济损失，严重影响金融信托资金安全。司法机关对曾某依法定罪量刑，发挥了警示作用，起到了震慑效果，有力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